朝阳群众、西城大妈：两种可能的分析思路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有评论者说，今天能对抗郭韩和《小时代》的和只有大妈和广场舞了。关于广场舞大妈，我们已经看到了基于空间政治、性别政治等不同角度的讨论。但对于和广场舞大妈同龄的“西城大妈”和朝阳群众，媒体似乎失语了，尽管最近每一次案件曝光，似乎都有他们的身影。

尽管这个神秘的群体被想象性地插上了“世界第五大王牌情报组织”的头衔，但当我们把目光对准“朝阳群众”这个群体时，空间政治的分析失效了，因为他们不占领任何空间。性别政治也失效了，因为这两个神秘的组织里不光有中国大妈，还有中国大爷。

他们为什么会看上去这么神秘？除了把他们想象成权力机构的一个基层环节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政治理解的可能？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进行过扎实的田野研究和深度采访，是不是就没有发言权？我倒觉得，从媒体现有的报道来看，不妨提出两种相对照的分析思路供读者参考。

目前，在一种比较主流的自由主义论调里，他们被看成城市治理、威权统治逻辑下的“维稳”力量。譬如，有网友以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口吻说：对于这个机构，我们知之甚少。在这些人看来，我们身处的世界已经是《1984》的再现。而西城大妈们也顺理成章地“老大哥”的爪牙。她们是权力机构分布在这个城市是眼线，是监控系统的末端神经。

当然，大可不必以冷战式的意识形态思维来看待这样的批判。棱镜事件曝光后，自由如美国倒恰恰是德勒兹笔下“控制社会”的翻版。 回到中国，在这样一种理解中，“西城大妈”和之前被广泛批评的“广场舞大妈”一样，被视为红卫兵一代的遗毒死灰复燃。譬如有评论者在分析王小帅的新片《闯入者》时，认为这是坏人变老之后的故事。尽管在媒体上基本也没有真正听到过西城大妈的自我叙述，但一有“四个月领金56万”这样的新闻一出来，在一些比较粗暴的论调中，她们已经就被定性为一群为利益对每个社会可疑成分实施监控的文革幽灵，是被资本所收买而已。

但我们依然可以从左翼的立场去看待这个群体，尽管这样的声音目前几乎没有见诸报端。譬如，有一位持左翼立场的朋友认为：如果大妈们是自发组织的，那可以看成是群众路线的逻辑，甚至是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战争”的逻辑。

如何理解群众路线？王绍光将之称为毛泽东的“逆向参与模式”，但我更认同蔡翔所提出的“政治社会”这一概念。他援引早期共产党人谢觉哉的论述，社会主义式的“政治社会”是希望通过“政治”这一公共领域将“僻处于政治社会及历史之外”的群众重新纳入到“政治生活及历史”之中，使群众“从他切身的事的经验，懂得与他切身有关的大者、远者”。这里的政治社会当然不同于印度思想家查特吉基于印度经验所阐释的“政治社会”的理念。

以这样的角度来看，西城大妈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主体和公共生活的复归？按照警民共治的传统，是否可以理解为这样的实践在为日益官僚化的权力机关和人民间的分裂提供一种新的连结的可能？

但当前的问题倒不在于基于何种政治立场去为西城大妈们命名，问题在于为何命名如此困难？而这种困难本身恰恰表征了当前分裂的政治想象：任何一种单一的解释都会遭遇现实的空洞。当你将之视为自发的“群众路线”时，就会有堕入左派浪漫化的危险，毕竟你如何理解事实上存在的利益链条。在作为政治主体的“群众”概念已经去政治化的今天，“群众”到 底意味着什么？同样，当你将之视为“维稳”的力量而完全否定其政治性时，又是否真的聆听过他们的声音？这是不是立场先行的道德审判？这种命名的困难有它的 历史根源，也源自于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群众实践的分裂式理解，没有一种统摄性的立场可以统一我们的历史理解。

所以，只要这种分裂依然存在，我们就依然 无法看清西城大妈、朝阳群众们的真面目。他们到底是谁？正如《闯入者》里的老邓，历史的梦靥不曾真的远去，它以幽灵的方式构成今天的现实。而她既不完全活 在过去，也无法完全活在当下。有人说80后是“三明治一代”，走过60年代的这一代人又何尝不是“三明治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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